如果馬丁．路德不是一位音樂家 西方音樂史可能會變得非常不同

1517年萬聖節前夜，33歲的德國神父兼學者馬丁．路德走到維滕堡的教堂前，將一份文件釘在門上。這份以拉丁文寫成的文件包含95條主張（論綱），抗議教會腐敗。路德特別不滿「贖罪券」的制度：富人可以透過向神職人員與教廷付錢，買到進天堂的機會。他更根本的主張是：每個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建立個人關係，不需要教會儀式與階級體系的中介。這位叛逆的神職人員因此被逐出教會，之後又被召至德意志城市Worms召開的帝國議會。他被宣告為異端，並面臨火刑處決的威脅。接著是一段戲劇性的逃亡——包括偽裝與假綁架——宗教改革就此展開。

那麼，這一切跟音樂有什麼關係？

路德本人就是音樂家，他懂音樂理論，會彈魯特琴與長笛，並認為音樂是「僅次於神學的神聖禮物」。但他的一些更為激進的追隨者其實希望乾脆取消音樂：反對複雜的複調音樂、彌撒曲與聖歌，只要聖經的純粹文字就足夠了。

如果路德不是音樂家，音樂史的走向可能會非常不同。但他意識到音樂在傳播新教義上的強大力量，它能「激勵人行善，並教導他們」。

有人將那句名言「為什麼魔鬼要擁有最好的曲子？」歸於他——雖然幾乎可以確定他本人沒有說過這句話，但他理應這麼說。

有記載指出，路德與追隨者在前往Worms受審時，曾以歌唱的方式公開表達抗議。而路德宗的聖歌（讚美詩）是一種與新神學相對應的新音樂形式：旋律簡單、容易記憶，有些改編自流行旋律，每一節重複變化。關鍵在於歌詞不再使用拉丁文，而是日常德語。相較於複雜的對位法，這些旋律以簡單的和弦式和聲伴奏，使重要的宗教文字更容易理解。這種音樂任何人都能在家、街上或學校歌唱。教會音樂不再是由修士與學者「演給人聽」的精緻藝術，而是所有人——即使是不識字的大多數德國人——都能參與的集體敬拜。

路德聖詩名作之一，誕生於Worms議會前後，即《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上主是我堅固保障》），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教會傳唱，其旋律如歌詞一般堅毅。

路德的聖詩在德語世界被稱為「chorale（眾讚歌）」，很快被整理成冊並廣泛流通，得益於當時相對新穎的活字印刷術，正如路德所預期，印刷版聖詩如野火般傳播新教思想。1524年，在馬格德堡，路德尚未親自前往宣講時，人們已聚集唱他的聖詩，抗議城市販售贖罪券的行為。

路德本人創作了許多聖詩，他的追隨者中也包括女性。例如來自現今波蘭地區波美拉尼亞的修女克魯齊格（Elisabeth Cruciger），他放棄修道誓願，遠行250英里追隨宗教改革，並創作詩歌與聖詩。其唯一留存至今的聖詩〈Lord Christ, the only son of God〉曾被收入早期路德宗聖詩集中。

不久之後，路德宗聖詩成為各種音樂創作的理想基礎，無論教堂內外皆然，是音樂想像力的絕佳素材。進入17世紀初，虔誠的路德宗作曲家舒茲（Heinrich Schütz）前往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被加布里埃利與蒙特威爾第的戲劇性音樂震撼，回國後將這些影響融入聖詩與詩篇的創作中。

再過200年，巴赫創作了大量的新聖歌，並為數百首既有聖詩編寫了極為豐富、複雜的和聲。他還將這些聖詩編織進更宏大的音樂結構中，例如「聖詠前奏曲」（chorale prelude）：在管風琴作品中，先展開全新的旋律線，直到熟悉的聖詩旋律如老友般浮現。因為會眾熟悉這些旋律與歌詞，巴赫的複雜對位反而能直接與他們產生連結。

這些音樂一路延續至後世。例如1960年代Swingle Singers以爵士節奏改編巴赫〈醒來吧〉前奏曲；或英國鋼琴家Myra Hess在戰時國家藝廊音樂會中演奏〈耶穌，眾人仰望的喜悅〉改編曲，成為提振士氣的精神支柱。甚至在1970年代流行音樂中，這首曲子也出現在樂團Apollo的單曲《Joy》中，並影響了海灘男孩的〈Lady Lynda〉。

19世紀時，孟德爾頌為紀念宗教改革300週年創作交響曲，終樂章直接以路德的〈堅固保障〉為主題，並在最後以輝煌方式呈現。

20世紀時，路德宗聖詩甚至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在1970年代紐約地下文化中，黑人、同志、激進作曲家Julius Eastman在極簡主義作品《Gay Guerilla》的高潮中，以鋼琴猛烈演奏〈Ein feste Burg〉。

深受路德德語聖經影響、或許也欽羡路德傳播福音之效的Bertolt Brecht，則在與Kurt Weill合作的音樂劇中則大量使用聖詩元素，在1928年的《Threepenny Opera》結尾，全體演員齊聲合唱了一首關於反抗不公徒勞無功的歌曲。歌詞中陰鬱的虛無主義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但其旋律賦予了它一種獨特的氣質——彷彿出自路德、巴赫或克魯齊格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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