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前門喊抓後門忙放迷思

日前法務部長指示全國檢察長，針對短期自由刑案件儘量運用易科罰金、社會勞動等替代處分，減輕監所負擔。的確，我國監獄總收容人數在近三年來迅速攀升，至今年八月已達六萬六千餘的新歷史高點，且仍在持續上升中。這樣的趨勢下，強化「轉向」機制、以非機構性處遇（或稱「社區處遇」）來替代監禁，是可考慮的選項。

法務部將此作法稱為「前後門刑事政策」，卻引發社會熱議，認為是「前門喊抓、後門忙放」，質疑政府高層言之鑿鑿的打詐、掃毒淪為「打假球」。批評者的質疑雖可能出於誤會，不過，的確也部分擊中我國的政策痛處。

其實，「前後門刑事政策」是指前端以易刑等方式避免犯人入監，後端則使在監者儘早出監，已經行之有年，並非近期因應監獄收容壓力才有的新作法。只是，過往這類措施主要針對高齡受刑人，避免獄中難以提供合適的照料，而轉介社區照護體系接手。這些體弱長者的安全風險較低，不致引發太多疑慮或恐慌。可是，如擴大「前後門刑事政策」的適用範圍，恐怕很難讓民眾安心。

小燈泡案被害人家屬王婉諭立委即曾在臉書貼文表示，司法無法讓她信任，擔心犯人出獄後再傷害她的其他孩子：「即便我已經是一個長期關注精神衛生議題的倡議者，我仍沒有信心，我們的網絡能夠接住它。」

並且，不僅公眾缺乏信心，公務機關內部也反映窒礙難行。報載第一線的地檢署執行科書記官表示，部長指示減少受刑人入監，只是將監所的壓力，轉嫁到另一群基層公務員身上；另有官員指出，近五年社會勞動案件成長百分之十七點四，各地檢署負責執行處遇的觀護人，一年受理的案件達五七一件，若是再擴大適用社會勞動，必須同步處理人力及執行機構量能問題。

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國法務工作偏重前端的犯罪偵查與訴追，對於後端的犯罪人矯治缺乏足夠的資源挹注，社區處遇業務的重要性更是長期被忽視。讓犯罪人在社區中進行矯治，若規畫得宜，成效往往優於監禁，只是背後需要高度複雜的前置準備。像是民眾所關心的安全配套，包括準確的風險評估、電子監控裝置、危機處理小組人員訓練等，都需要經費才能備置。並且，法務部門也須與地方政府相關局處、警察機關、社區內提供服務的社福、醫療或療養機構、學校等組成合作網絡，來確保處遇計畫的執行。可是，目前各地實際負責執行保護管束、社會勞動等社區處遇措施的觀護部門，僅為各地檢署的內部單位（觀護人室），能見度低、業務繁重吃緊，難以期待妥善發揮統籌相關事務的功能。

發展社區處遇是國際趨勢，聯合國大會在一九九○年即決議通過「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東京規則），鄰近的日、韓等國均已建構完備機制，中國大陸也在二○一九年底通過「社區矯正法」，足證這是正確、進步的方向，值得吾人虛心學習。先建構穩健的社區處遇機制，以此為前提，談「以社區處遇替代監禁」才有可行性。如能正視「前門喊抓、後門忙放」批評背後的核心痛點，也許，恰可讓這場爭議成為台灣刑罰執行往更具實效的方向轉型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