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的代價 誰來承擔

隨著台北市長選舉進入白熱化，沈伯洋近日提出台北市政見，也引發外界重新檢視他過去的毒品政策主張。這場爭議不必簡化成「支持毒品」或「反對毒品」，值得討論的是：什麼是減害？減害的邊界在哪裡？當一套犯罪學理念進入城市治理，誰來承擔它的代價？

二○一四年，沈伯洋在「想想論壇」發表〈柯震東震出我國毒品政策的爛瘡〉，主張「把毒品和藥品劃上等號」，並認為台灣至少可以效仿某些國家，建立社區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針頭，再導入社工協助。因此，若以台北市目前推動的美沙冬替代療法來反駁，並不恰當。美沙冬是在醫療與法規管理下進行的成癮治療，清潔針具則屬減害措施，與「社區中心提供非法毒品」並非同一制度。北市衛生局也已明確說明，現行政策不等於提供毒品。不同概念，不能偷換。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主張背後的犯罪學思考架構。十多年前，沈伯洋在美國接觸犯罪學與刑事司法改革思潮，當時美國正反思「毒品戰爭」與重刑主義，犯罪經濟學、成本效益、去刑罰化與減害政策受到重視。這些當然可以討論，但問題是，美國的政策實驗，能不能直接移植到台灣？

答案其實已寫在美國自己的經驗裡，舊金山更是活生生的案例。這座城市過去以人權、減害、安置與治療政策著稱，但政府提供服務，不代表當事人就一定接受；街頭仍可見遊民、公開吸毒與毒品交易，公共空間的衛生與安全問題也持續受到批評。

於是，民意開始要求改變；二○二四年，針對要求部分有成癮問題的福利領取者接受治療的Proposition F，舊金山選民有五成九支持，也有五成五支持擴大警察執法工具的Proposition E。這不是人道政策突然變成「錯誤」，而是市民開始要求「人可以救，城市也必須治理」。

這才是台灣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減害可以談、成癮治療可以談、清潔針具可以談、美沙冬也可以談；但不能因為冠上「進步」兩個字，就免除法律、公共安全與治理責任。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沈伯洋八月間提出的「運動驛站」。在捷運站、登山口、公園提供寄物、換裝、盥洗服務，讓市民省下卅分鐘，構想本身可以討論；但公共政策不能只有「方便」，還必須回答成本、管理、清潔，以及性別與兒童安全等問題。

政策不是論文，論文可以設定理想條件，政府卻必須面對拒絕治療、拒絕安置、拒絕規範的人。真正成熟的進步，必須回答，當人拒絕被援救時，政府還剩下什麼治理工具？台灣不必拒絕所有進步理念，但也不能把「進步」當成政策的免死金牌；因為公共政策最後面對的，不是論文的冠冕，而是都市裡真實生活的市民；政策的代價，也不能永遠由民眾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