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市長選舉 別只爭一根針

近日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因二○一四年曾在網上發文，主張「把毒品和藥品畫上等號」、「建立社區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等言論，引發爭議。台北市長蔣萬安陣營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在「美化毒品」，而嚴正譴責。這場爭論的焦點其實不在政府是否該提供「乾淨的針頭」，而是台灣究竟要不要走向「毒品除罪化」？

乾淨針頭交換並不是什麼新政策。台灣自二○○五年早已推動毒品減害計畫，包括清潔針具、戒毒轉介及相關醫療照護；政府也透過美沙冬等替代療法，協助鴉片類藥物成癮者降低對海洛因等毒品的需求。然而，這些政策的目的，是為了降低疾病傳播及其他公共衛生的危害，並不等同允許毒品合法化。

從醫學與藥理學的分類來看，具有藥理作用的物質當然可能同時具有醫療用途與濫用風險。嗎啡可以在醫療上做為止痛藥，但非法濫用嗎啡仍然受到毒品法規管制；美沙冬也是治療鴉片類成癮的重要藥物，但它之所以成為治療工具，是因為經由醫療體系、適當劑量及專業監督使用，而非是可以在社區中心隨意提供給吸毒者的毒品。台灣現行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也明確區分毒品及醫藥、科學用途的麻醉藥品管理。

因此，若把毒品與藥品畫上等號，刻意將「藥」與「毒品」混為一談，不是無知、就是虛偽，難免讓人質疑莫非要為「毒品除罪化」鋪路？針對曾在舊文提出「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一言論，沈伯洋駁稱他指的是美沙冬、指的是乾淨針頭政策、指的是「減害」，但翻閱其舊文，隻字未提美沙冬。

在台灣，毒品除罪化是一個重大的價值選擇，它意味著國家對毒品的態度從「禁止」轉向「容忍」，背後牽涉的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治安、法律、與人權的重新定位。

國際上，各國的經驗並無定論。葡萄牙「吸毒非刑事化」的模式被奉為典範，自二○○一年實施以來，再配合政府幫助戒毒、心理輔導等配套措施，不論是ＨＩＶ感染率或吸毒過量致死率都大幅下降，然而街頭吸毒與公共秩序等問題依舊無解。

美國奧勒岡州二○二○年也將「少量毒品持有」除罪化，但成效不如預期。該項政策實施後，該州面臨了嚴重的吸毒鬧事、治安惡化，以及藥物過量致死人數激增等公共安全與衛生危機，最終在二○二四年修法，重新將少量毒品持有列為犯罪。

毒品除罪化在台灣社會尚未形成共識，不排除部分聲音改走迂迴路線，用層層包裝期待社會在不知不覺中埋單。支持「毒品除罪化」並非是不可討論的立場，但應該把主張除罪化的理由說清楚，然後接受社會的檢驗。

在毒駕已成嚴重社會議題、全民反毒的當下，用「藥物」與「乾淨針頭」等糖衣包裹毒品議題，既是對公眾的不誠實，也是對民主辯論的輕蔑。

毒品政策不能靠口號決定，也不能用簡單一句「正視毒品只是藥（Drugs）」就輕輕帶過。這場爭論的核心不是乾淨針頭能不能作為減害工具，而是台灣要不要走向毒品除罪化，政府又該如何打擊毒品、幫助毒品受害者，這才是真正涉及法律與社會價值選擇的問題。

沈伯洋與蔣萬安與其繼續爭論一根針頭、放任彼此的網軍相互洗版，不如把整套毒品政策攤開來辯，這才是首都市長選舉應該有的高度與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