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电视剧《主角》,除了忆秦娥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之外,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剧中人物围绕“主角”位置展开的种种明争暗斗。戏班子里,人人都想唱主角;一旦别人唱红了,便有人心生不服。有人争风吃醋,有人搬弄是非,有人背后使绊子,甚至不惜借助舆论攻击对手。剧中的楚嘉禾等人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本身并非没有能力,但当发现自己无法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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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人们大都羡慕少年得志。一个人二十多岁就崭露头角,事业有成,名利双收,走到哪里都受人关注,确实令人羡慕。古今中外,人们津津乐道的也多是这样的故事:少年英雄、青年才俊、天才人物。仿佛人生是一场赛跑,谁先冲到前面,谁就是赢家。我年轻时也这样想过。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见过的人多了,才发现人生并不是百米赛跑,而更像一场漫长的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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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主角》时,不少观众对忆秦娥有一种共同的疑惑:这个人为什么总像是被命运推着往前走?她不善于争取机会,不热衷于经营关系,也不像许多影视作品里的主人公那样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欲望。许多时候,她甚至显得有些被动。于是有人认为她缺少主见。但我却能够理解这样的人。因为现实生活中,我恰好认识一位与忆秦娥十分相似的女性。她是我的一位老同学。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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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无论是娱乐圈、体育界,还是网络世界,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许多人喜欢造神。一个运动员赢了几场比赛,就被吹捧成“历史第一”;一个演员演了一部好戏,就被称为“永远的神”;一个企业家事业成功,就被包装成无所不能的人生导师。在乒乓球界,这种现象尤其突出。有些球迷喜欢一个运动员,本来无可厚非。欣赏他的球技,佩服他的拼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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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川普祭起关税大战的大旗,中美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当然,这场中美之争并不是川普点燃的,只不过他在关键时刻把原本已经存在的火焰拨得更旺了。最近几年,从贸易战、科技战,到签证限制、记者驱逐,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就在不久前,北京拒绝为《纽约时报》记者王月眉续发签证,使其离开中国;随后,美国又吊销了一名新华社记者的签证。双方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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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它既令人兴奋,也令人不安。围绕AI,人们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有人认为它将像蒸汽机、电力、互联网一样推动人类文明跨越式发展;也有人担忧,人类或许正在亲手创造一个最终无法控制的“超级智能”。支持AI技术的人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突破旧观念束缚的过程。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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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58年至1966年,“外行领导内行”已经开始制度化;那么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则是这一现象全面走向极端的时期。这一时期,不再只是“政治压倒专业”,而是政治开始吞没专业;不再只是“外行领导内行”,而是“内行”本身都开始成为被怀疑、被打倒的对象。在文革发动之前,中国虽然已经出现“大跃进”的严重失误,但国家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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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49年至1957年,中共尚且还在“依靠内行治理国家”;那么1958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外行全面压倒内行”的阶段。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政治热情开始压倒专业规律,行政命令开始压倒科学判断,而“懂不懂”已经不再重要,“态度好不好”“立场坚不坚定”反而成为衡量干部最重要的标准。“大跃进”便是这一变化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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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记得小胖镇院子里的那棵山荆子树。儿子刚搬进去时,它还只是一株细细的小树苗,种在院子靠窗的位置,并不起眼。那时谁也不会想到,不过几年时间,它竟会长成一棵高大的树,枝叶伸展到二楼窗外,春天开满一树暗紫红色的小花。我说不上那究竟是不是一种名贵的花。它不像牡丹那样富贵逼人,也不像樱花那样热闹张扬。它的花色偏暗,在阳光下带着一点沉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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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领导内行”,是中国老百姓几十年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工厂里这样说,学校里这样说,机关里也这样说。懂业务的人没有最后决定权,有决定权的人却未必真正懂业务。久而久之,它便成了一种社会经验。而这一现象,其实在中共建政初期便已埋下制度性的种子。1949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面对的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庞大治理体系:金融、铁路、电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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