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59）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介绍了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一支不脱产的大队卫生员队伍，经过公社卫生院医生的培训，担负起农村第一线治病救人任务的医药卫生教育革命的成果。这批不脱产的农村卫生员，亦因这篇调查报告而获得了赤脚医生的称号。
农村最初出现不脱产的卫生员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高潮时期，是受了一九五六年颁布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关于改善农村卫生有关条款的启发才诞生的。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中有三条涉及农村卫生工作。其中第二十八条提到了积极培养医务卫生人员，包括中医在内，第二十九条提到卫生部门应当为农村训练助产员，积极推广新接生法，保护产妇和婴儿，降低产妇的染病率和婴儿的死亡率。卫生员、助产员的人选，都是挑选成分好、比较有点文化的年青社员略加培训后担任的。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在群众性卫生运动中做技术指导，以及给一些生小毛小病的社员打打针、发发药，劳动受小创伤时的消毒、包扎工作。真正生了病的社员还是要送到公社卫生院去治疗的。女性的卫生员，还让她们学习一些妇产科知识，兼任农村的接生员。所以，这个赤脚医生对我们行内人来说并不是新鲜的东西。
由于这个调查报告说的是卫生战线上的事情，我们单位当然要更加认真学习。调查报告发表时，《红旗》杂志的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对这个调查报告的批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这个医生是谁？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去江镇公社参观，也没有人介绍。出名的是一个叫王桂珍的农村卫生员。但是，我们许多人看了这个最新指示以后，都是脸有笑容，心中先禁不住要唸一句阿弥陀佛！说： 老佛爷开金口，今天终算说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句好话了。医务工作者终于不再是永远也改造不好的臭知识分子了。其次，才是结合毛泽东以前的六二六指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后将此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漫谈我们怎样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农村卫生工作。因为我们单位以防治血吸虫病为主，本来的工作对象就是农民，很多人长年累月就工作在农村，要进一步落实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时也想不出更多的新点子。而市医院和县医院，自从毛泽东发出六二六指示，早在文革前就已派出医疗小分队下乡直接为贫下中农服务。此时除了派更多的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还抽出一定力量，以公社卫生院为基地开展对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他们的业务知识和医疗水平，以期能真正担当起农村医疗卫生的重任。
一九五八年时，全国有少数农村还出现过合作医疗的尝试。这个制度在文革中也得到发扬光大。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长篇通讯，认为合作医疗制度是医疗战线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毛泽东也在批示中赞扬合作医疗好。于是全国农村迅速普遍建立起了合作医疗站。它与赤脚医生相辅相成，构成了农村最基层的医疗卫生网，对广大农民实施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
合作医疗最普遍的是以大队为单位成立一个合作医疗站，有一二位赤脚医生轮流值班，既坐堂诊病，也去各生产小队田间巡回医疗。这些赤脚医生仍然是农民，半脱产，不值班的时候与社员一样参加田间劳动，与社员一样记工分参与年终分配。医疗站还有一位或几位药工，也是社员身份，负责采集和炮制中草药。医疗站的经费，来源于全大队参加合作医疗的社员。他们每人每年交纳一元或二元人民币，作为参加合作医疗的保费。此费一般在年终分红时扣除。参加了合作医疗的社员若生了病，他们看医生、服药的费用就都由合作医疗站负责。但因为医疗站经费有限，所以赤脚医生在治病时要尽量使用中草药或针灸等方法，以减低医疗费用。并且，只有当赤脚医生认为病人病情严重他无法处理时，才会同意将病人送到公社卫生院或更高级的医院去。对于有些大病或需要常年服药的病人，因为医疗费用比较大，超出合作医疗站支付能力时，他们也规定一定的比例，由大队补助一部分，病人家属再负担一部分。我个人认为：这种制度在经济还十分落后、缺少医疗条件的广大农村，对改善农民的医疗保障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合作医疗也贯彻阶级路线，很多合作医疗站订定的制度，明文规定地主、富农分子不得参加，或要在得到全体贫下中农同意下才能参加。
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在文革中广为普及，应该说与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有关。对于这个指示，一方面我也同情农民缺医少药的困苦，因而对这个指示精神基本上是赞同的。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有点矫情，对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批评过于尖酸刻薄，有失公允。其实谁都知道，造成农村缺医少药的根本原因，不是卫生部的服务方向错了只为城里老爷服务，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国民普遍的文化程度不高。这两个原因又造成医务卫生人员严重缺乏、基础设施不够，以及民众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现状。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口数和广袤的地域，现有的医务力量和资源根本就不敷分配。我曾经见过一份资料，中国医务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只能大多集中在城市和乡镇。正如各级政府机构一般都要设在辖区范围内交通最方便、设施最完善的地方一样。这样做是以最大效益发挥其作用，方便为更多的人服务。反之，若将本来就不多的医疗资源分散到地僻人稀的农村，服务面不够大，就反而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再说，城市里的人难道就不应该是医生服务的对象吗？所谓城里人，绝大部分也是普通的劳动者。将城市与农村对立起来，将城市居民称之为老爷，这是对城市居民的污蔑，是挑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若非要说城里有老爷，那么老爷不是别人，正是那批中共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设有专门为高干看病的医院，那里不但有最好的医生，有一般病人吃不到的进口的高级药，医院的设施也总是国内最先进、最完善的。至于中央最高级的干部，还配备了专职的医生、护士，仅仅为他们一个人服务。他毛泽东就有专职的医生、护士。当然，这些安排都是在卫生部领导下作出的，而且这样的安排我认为也是合理的。高级干部，他们身负国家重任，因而他们健康的重要性就不可与普通人相提并论，对他们的健康给予特别的关照也是必要的。试问：若将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的专职医生、护士都撤走，生了病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去医院排队看病，行得通吗？一九二九年，毛泽东还在山沟沟打游击的时候就批判过绝对平均主义，为当官的享受一些必要的特殊化作辩护。这些话都写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即《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一卷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既然绝对平均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在现阶段、在医疗资源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就要求农村的医疗条件与城市一样看齐，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吗！我不认为毛泽东连这一点浅显的道理也分不清，所以，我更倾向认为他的六二六指示是出于作秀目的，其实很虚伪。他身边就有专职的医生、护士，他不叫他们也下乡去为农民看病，却批评城市老爷卫生部；错误都是别人的，唯有他才是正确的，这种做法令人噁心。然而不管怎样，壮大赤脚医生队伍，普及合作医疗制度，我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改善农村缺医少药面貌确实是一个好的创举。
那个年代，什么都讲阶级出身，出身地主富农天生就是坏人，出身贫下中农天生就是好人。能当赤脚医生一般来说当然要出身贫下中农才行。但实际上贫下中农出身并不保证他们不会腐化堕落，他们的思想道德也不比其他人更高尚。有一些刚当上赤脚医生不久就堕落了。青浦县革会成立后，我们单位的钟峻峰医生去县革会教卫办公室当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人员。他与我们住在同一座宿舍楼。因为工作忙，有些事情他常带回宿舍在晚上时间做。好几次他将一些赤脚医生勾引女社员与之发生婚外情，或利用职务之便猥亵女病人的检查交代材料带回宿舍。有时我们知道了也都去拿来看。喜欢看这种材料当然是因为内容刺激。在整个社会犹如一个大修道院那样枯燥乏味的生活中，这些材料就象一本带有色情描写的书一样诱人。但因此也引起我深思：赤脚医生都是选拔所谓比较优秀的贫下中农子女担任的。他们当了赤脚医生之后这么快就腐化、堕落，一方面我们或者可以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来解释；但另一方面，将这些都归咎于资产阶级 腐蚀是否有嫁祸他人之嫌呢？毛泽东的《矛盾论》说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那么你们这些贫下中农的内因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因呢？为何那么脆弱，刚当几天赤脚医生就抵挡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呢？也不仅仅是那几个赤脚医生受不了腐蚀，刚解放时好多南下的中共干部纷纷抛弃家乡的黄脸婆，另娶江南年轻美貌的女子为妻。其中不少是以权势硬娶的。这难道也都是地主资产阶级腐蚀的？再以我们单位那个在四清时大出风头的倪新城为例。其实在钟峻峰之前去县革会教卫办工作的是倪新城，他做了县革会教卫办公室工作人员后不久，就与上海一个医疗队的女医生勾搭上，是被人发现后撤了职才换钟峻峰去的。所以，我以为发生这类事，并非是什么外在的因素腐蚀的结果，归根结底是人性中固有的恶的本性的一种表现。所有的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贫下中农，每个人的身体中、脑海里，其实都有这种恶的因子的存在，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用道德来自我约束。而道德观念的产生来源于人性中固有的善。在每个人的本性中，都有善与恶的因子并存。只是有的人善的因子多一些，有些人恶的因子多一些。这些善与恶在每个人心中多少并非固定不变当然，个人的修养，外部社会的条件，都可使一个人的善或恶的比例有所增减。天底下没有天生的完人，也没有天生的坏得彻底的坏人。以阶级来区分人本质的好坏，这完全是骗人的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