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彥／科學政策：上至下或下至上？

每年七月，是國科會「放榜」時，全國的科學工作者急切地盼望，自己去年底送的科技研究計畫會得到補助。拿到補助的可以購置儀器，可以招收學生、招聘助理、發表文章、可以領取研究獎金，好處多多。拿不到的，低人一等，前途黯淡，甚至對自己發出靈魂拷問：我走錯了人生道路嗎？

最近碰到幾位學術界的年輕朋友，幾家歡樂幾家愁。有人說：「風水輪流轉嘛！上面現在推某某科技，經費都轉到那邊去了。」有位拿到國科會吳大猷獎的說：「唉，沒辦法，排擠效應嘛！現在連原來有的助理費都砍掉了！」另一位比較「偏綠」的說：「藍白立委砍得太凶了！」真真假假，我也懶得去細問考究。只能說，這年頭什麼都離不開政治，連科學研究也是，因為科學研究的錢來自國民納稅，理論上要受到國會監督，也受到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與科學政策所左右。

以現在的國科會政策為例，主委吳誠文原為清大電機系教授，專精於超大型積體電路（ＶＬＳＩ）設計與測試、半導體記憶體測試與修復，在學術界與台灣半導體產業技術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他的科技政策核心是以半導體為核心來驅動國家科研與產業發展，並擘畫了「二○三五科技願景」。他強調台灣不能只扮演「讓別人創新落地」的代工與製造角色，而必須透過深耕關鍵技術與主權ＡＩ，建立台灣自己的系統主導能力與內需市場。這些都沒有問題，看來也是台灣當前所需，也是面對未來ＡＩ大趨勢的必要布局。

值得進一步探問的是：科學研究的主題與方向，乃至方法及推論，應取決於上位指導，還是學者的個人發想呢？西方科學哲學及科學史曾經不斷討論這個問題，也就是科學研究應該是top-down（由上而下），或是bottom-up（由下而上）呢？前者又被稱為「大科學」，因為有大量經費投注，往往以群體計畫的面貌出現，科學家也就有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後者被稱為「小科學」，多為「個人計畫」。國科會在上下之間該怎麼取捨？答案應在兩者之間，因為各有優缺點。好的科學政策應該是兩者兼顧，互補互利，交相為用；我們討論的重點或許該放在經費分配的比例上，這還有勞立委們討論之。

我曾在國科會（或科技部）地球科學不同學門擔任過審議委員，曾在幾個國際、國內相關科學期刊擔任編輯，也擔任過相關學會的理事，只能關心學門內的事，但具體而微之中，也不免碰觸到亞學門孰輕孰重、哪一分科相對重要的問題。一直以來，我只秉持一個原則：「卓越不是一種行為，而是一種習慣。」我重視科學研究者是否追求卓越，是否一以貫之；我從不問其領域是否重要、是否值得鼓勵。除了卓越之外，當然也要注意到倫理，我服膺亞里斯多德所說：「在科學上進步而道義上落後的人，不是前進，而是後退。」

屈原「天問」開篇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然後接連提出了一百七十二個問題；他的另一篇名作「離騷」寫著「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很多科學工作者就是這樣在求知的路途上踽踽前行，或風光、或獨行。《湖濱散記》的作者梭羅說：「如果一個人無法跟上同伴的腳步，或許是因為他聽到了不同的鼓聲」，科學的本質本應如此。（作者為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