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毒門守則》：務實減害怎麼做？重回美國90年代的愛滋攻防戰

編按：《愛的毒門守則》為第33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2026/10/16-25）參展作品，詳情參見女影官網。

在觀看《愛的毒門守則》（Love is the Drug）這部紀錄片時，讓我最震撼的，其實是導演利茲・羅勃茲（Liz Roberts）所選擇地調性竟是如此安靜、如此沉穩。

畢竟，愛滋病防治在1980至90年代美國政治曾是極具指標性的議題，曾激起極度強烈的情感。其實，當我知道這部片是紀錄那個年代在社區基層從事愛滋防治工作的海瑟・艾德尼（Heather Edney），而且她從事的是當時依然違法的乾淨針具回收交換時，我原先想像這部片一定會充滿激昂的情緒——或許是事後的控訴，也或許是當下的絕望、憤怒或恐慌。

所以，這部片的安靜反倒讓我非常震驚。如果說這部作品有任何主導的情緒，那也是一種淡淡的驕傲與成就感：我們活下來了，那位艾德尼所幫助過、當年才7歲的愛滋病童也活下來了，當年對藥癮者的服務是有意義的。那個當年仍違法、但最早就被證明有效的愛滋防治方式，現在已經成為主流了。

這樣的調性在開頭第一幕就已定下：毫無任何對抗性，只是兩人回到當年常去的海灘，看著平靜的海浪。「這實在太……這裡好美，我當時都沒注意到這件事」，艾德尼在30幾年之後說。

知道那時社會氛圍的我忍不住想：或許當年的她，根本無暇顧及那裏有多美。

「罪有應得」：90年代對愛滋病患的嘲弄

作品裡第一個依稀提示當時社會氛圍的片段，是導演擷取了1995年一則對針具交換計畫的電視新聞專題報導。

報導中，穿著全套西裝的主持人對著鏡頭解釋，這類的計畫帶來很大爭議，因為被認為可能是在容忍藥癮者。「即使針具計畫真的能阻擋愛滋病大流行，也有些人會說『但那些得愛滋的人反正罪有應得』。」說到這裡，主持人提醒觀眾，在說這樣的話之前，請想想倘若針具交換計畫更早出現，那位7歲愛滋病童可能就不會得病，病童那位因丈夫用藥而罹病的年輕媽媽也不會這麼早死。

值得補充的是，這位主持人是華特．克朗凱（Walter Cronkite），形象沉著，從來不以誇大、煽情著稱。相反地，他是一整個世代最被信賴的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報導過無數重要的社會事件，包含甘迺迪（John F. Kennedy）遇刺後最初的即時報導就是由他負責，是美國一整個世代的共同記憶。就連這樣的主持人也會把「有些人會說『但那些得愛滋的人反正罪有應得』」當成社會既成事實，還需要提醒大家記得孩子是無辜的，這已暗示了艾德尼當時工作的社會背景。

畢竟，那是一個「道德至上」的時代。所謂「反正罪有應得」的背後，是美國保守右翼試圖利用愛滋病的存在來教化社會，「證實」同性戀等生活方式是多麼罪惡、多麼不堪。面對愛滋病，他們的立場不只是恐懼而已，毋寧更像是「我們早就警告過了吧」。

在主流政界，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布坎南（Pat Buchanan），他曾任雷根政府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主任，是1991年的新右翼領導人物。恰好，我去年在《轉角國際》也先跟讀者介紹過他：他的競選總部就叫做「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當時，我在那篇文章裡分析他對外交政策的說法如何完美預示了20餘年後川普的主張、心態以及修辭風格。

我們的老朋友布坎南，在當時又是怎麼描述愛滋病呢？1992年他為了爭取黨內總統提名、一度有希望撂倒現任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時，他說：「愛滋是大自然對於違反自然法則者的報復。」1990年，在布坎南聲勢極旺、準備宣布參選之前，他寫到：「已有8萬人死於愛滋，我們國家這些濫交的同性戀者根本是一心一意追求撒旦降臨，一心一意想要自殺。」

更早之前的1983年，布坎南還是媒體名人、隔年將被雷根（Ronald Reagan）延攬進入白宮時，他在專欄裡假意感嘆：「那些可憐的同性戀呀，他們向大自然宣戰，而大自然現在正在尋求報復。」這樣的語氣已經遠遠不只是散播恐慌，不只在說「愛滋病很恐怖，大家不要當同性戀」，而是歡天喜地，大肆慶祝這些人的死亡。他甚至以此攻擊政敵，比如他就曾表示，如果紐約市長不查禁那（1983）年的同志遊行，就必須「為愛滋病傳播負責」。

布坎南還不是最激烈的。任何接觸過美國90年代政治或右翼政治發展的人，一定都知道林堡（Rush Limbaugh）這號人物：在call-in廣播節目剛興起的時候，他就是全美國獨一無二、最具主宰性的右翼政治節目主持人，領導那個年代嘻笑怒罵、不懼「政治正確」的政治娛樂風格。林堡的節目每日聽眾人數高達500萬，且許多都是郊區中產白領階級，常主導當時的政治議程。

在1990年，林堡的節目曾有一個單元叫做「愛滋最新消息」：這個單元當然不是用來宣導正確衛教觀念，甚至也不只是散布恐懼、宣揚這個疾病有多麼恐怖。他會在節目中唸出一些愛滋死者的姓名，搭配綜藝節目式的歡樂音效，接著播放歌曲嘲諷這些（疑似）男同志，比如〈我再也不會像這樣愛了〉（I'll Never Love This Way Again，歌手Dionne Warwick又恰好是第一波協助宣傳愛滋病防治的名人），或者〈重新騎上馬囉〉（Back in the Saddle Again）、〈與他吻別〉（Kiss Him Goodbye）等等。

幾週後，林堡主動停止了這個單元。同年受訪時，他表示這個決定背後有兩個原因：一方面，他說自己因為這個單元得到太多「騷擾」（這指的可能是他前去錄製其他主持人的節目時，有一群愛滋議題組織的抗議者闖入現場干擾），他已經受夠了。另一方面，他說自己也確實「後悔」製作這個單元，理由是：「這群人的死亡過程漫長、痛苦、折磨人，而我變成是在嘲笑他們」。

務實減害vs道德譴責

《愛的毒門守則》的導演完全可以選擇提到這些背景，哪怕只是導向「所以當時很辛苦」的單純結論，但導演沒有這麼做。理解這些背景之後，我們更能夠確定：這種沉穩的調性絕對是導演在藝術上有意識的選擇，甚至可以說是藏在本片背後最重要的一個藝術選擇。

更何況，這些「道德至上」的立場，也形塑了那個年代對於愛滋防治的政策，不可能不構成艾德尼推動針具交換計畫所面臨的阻力。

導演在片中引用1995年Cronkite專題報導的歷史影音時，也剪入了一段艾德尼受訪時的樂觀發言：她確信人們會支持她的計畫，因為「即使他們討厭用藥的人」，他們也不希望警察在為犯人搜身時被用過的針頭扎到，或是讓自己的孩子在沙坑玩沙時碰到被棄置的針頭。這是一個很務實的立場，但艾德尼需要特別把這件事情說出來，或多或少也暗示了這種務實的態度在當時並不是常識。

用更直白的方式來說：對一些已經有既定性道德立場的人而言，愛滋病是幫助他們繼續推進某些政策的「天賜良機」，怎麼可以被這種務實的減害措施給掩蓋過去呢？這不就是在「洗白」同性戀，說他們這樣做沒關係嗎？

一個最有名的案例發生在雷根政府執政的後期。1986年，雷根命令醫務總監（Surgeon General，美國負責公共衛生的首席官員）庫普（C. Everett Koop）開始優先研究愛滋防治的策略。

對於雷根為何突然一改原先冷漠的態度，開始對愛滋防治產生強烈興趣，一個廣為流傳的解釋是因為雷根夫婦的一位演員朋友突然死於愛滋病，讓他們大受震撼。但當時，沒有人預期庫普會提出什麼太驚人的政策建議：他之所以會被任命，就是因為他跟保守福音派教會的關係緊密，是出了名的家庭價值保守派。

不只白宮高階幕僚預設這份報告將會非常「安全」，就連一些自由派國會議員也公開質疑，雷根找庫普寫報告一定只是虛晃一招。

但他們都猜錯了。1986那年10月，庫普發行共35頁的政策報告。在報告一開頭，他就清楚呈現出了他思考的出發點：

「愛滋病傳染爆發初期，美國許多人都對病患不報同情，認為某些特定群體的人們『罪有應得』。讓我們一起放下這些想法：我們對抗的是疾病，不是人，那些已經患病的人就是病人，跟任何其他病人一樣都需要我們的照顧。我們全國上下都應該團結起來，面對這個傳染病。」

在政策建議方面，庫普更是出人意料地並不單純強調婚前守貞，而成為首先倡導使用保險套的高階官員，且呼籲從小就開始教育孩子安全性行為的觀念，完全牴觸保守教會長期「只教守貞」（abstinence only）的立場。

至於幾年後艾德尼將致力推動的針具交換，庫普在報告裡還沒對那個在當時尚未開始成形的方案提出意見，畢竟第一波較具規模的針具交換計畫兩年後（1988）才會開始。但他也已經在報告裡明確指出，雖然「沒有人該注射毒品」，但「許多毒品施用者已經成癮，基於各種原因尚未改變行為，對於這些人而言，唯一能防止得到愛滋的方式，就是要使用乾淨、尚未使用過的針頭、針具或其他注射毒品的必要器具」，庫普同樣做出減害的建議。

現在看起來，這些都只是基本的常識，這些宣導非常務實；但當時，若要以官員身分做出這樣的呼籲，絕對會引起保守派群情激憤。最具指標性的首推反女性主義大將、右翼女性草根組織領導人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一些讀者可能看過講述她與女性主義者對戰的影集《美國夫人》［Mrs. America］）。

施拉夫利指控庫普的報告教導學生搞「安全雞姦」，質疑為什麼不多談要怎麼「保護沒被感染的人」，反倒把「負擔放在公立學校身上」，認為「教導孩子怎麼用保險套」和「教用藥的小朋友怎麼用針頭」同樣荒謬。在一封公開信裡，施拉夫利說庫普報告只談減害、不談道德譴責，根本是「在幫同性戀社群洗白」，整份報告「讀起來根本像是由『男同性戀工作小組』編輯發行」。

也因此，庫普的報告雖然是在雷根命令下產出，但倚賴保守教會支持的雷根從未直接回應這份報告的內容，白宮甚至還對外宣稱總統本人完全沒有讀過這份報告——有趣的是，十餘年後電視劇《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在某一集中安排了類似的劇情，居然讓劇中自由派且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總統採取跟雷根類似的作法，背後的考量是擔心干擾選戰前的議題設定，可見此一議題有多麼敏感。

回到現實世界，後來的內幕報導也指出，白宮高階幕僚向庫普施壓，希望他「更新」報告內容，刪除一切關於保險套的討論，但庫普堅不退讓。兩年後，庫普甚至還把相關內容濃縮成一份手冊，寄發給全美所有家庭，再度引起保守派群起指責——即使庫普根本就示範了，即使你是一位家庭價值保守派，你依然可以務實地提倡減害政策，兩者並不衝突。

10年後，很可能來自意識形態光譜另一端的艾德尼，也同樣務實地推動減害策略。紀錄片中，她不僅以「前」藥癮者的身分推動針具交換，而且成立組織關懷藥癮者，不立刻嘗試予以譴責或改造，而只是透過自辦的刊物讓藥癮者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讓他們重新建立活下去的尊嚴——在這個基礎上，他們才有可能會有求助的動力，一切急不得。

在推動這些策略的同時，艾德尼還同時把一名愛滋病童好好照顧長大——即使，在那個時代，還有聯邦參議員主張愛滋病童上學時應該公開身分，讓身邊的同學們可以「採取防禦措施」；而在紐約皇后區，也曾有上萬名學生家長響應罷課抗爭，抗議公立學校居然願意招收愛滋病童入學。

如果了解這樣的社會背景，更可以理解這部片沉穩、自信、毫不煽情的調性絕對是導演有意的選擇。我猜想，這背後的想法可能是這樣的：在一個更理想的世界裡，這從來不該是一件需要情緒激昂的事。艾德尼只不過是一個務實的人，日復一日在社區基層工作。她只不過是好好推動公共衛生上最有效的傳染病防治方式，只不過是讓得病風險最高的群體感受到尊嚴、感受到自己沒被社會放棄、進而可能願意求助。艾德尼只不過是好好陪伴一個孩子長大。最多，這只需要一種「我們做到了」的成就感。

在一個更理想的世界裡——或許，這正是導演的意圖。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