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56）
时间进入一九六八年以后，比较集中、有分量的批判基本沉寂了下来。只是到了十月十六日，为了配合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十三日——三十一日）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为中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经常代表党中央发号司令的《红旗》杂志原是一本半月刊。但是，一九六八年时间已经到了十月中旬，《红旗》只出了四期。原因是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作为《红旗》主要笔杆子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成为“反军小爬虫”下台，《红旗》成了重灾区。可能是为了整顿杂志社，也可能是一时缺少合适的人手替代，《红旗》从九月开始停刊，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才复刊。）这篇文章主要传达了毛泽东对于整党工作的最新指示。但是，文章也将文革以来所批判的刘少奇的种种“谬论”，作了一个归纳，提出了所谓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评论”和“公私融化论”（又称“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实际上是对二年多来的批刘作了一个总结。这就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老百姓在批刘少奇“谬论”时所使用的“武器”，以及我们对这些“谬论”的真实看法。
直到一九六八年十月才由《红旗》总结的“黑六论”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文革开始不久，这些“谬论”就都被反复批判过。在这场批判中，主力军是学生和红卫兵。当时人们是以什么为“武器”去进行批判的呢？“武器”其实不多，而且没有系统性，是东拼西凑起来的。这些“武器”的来源，一部分来自马列毛泽东著作，一部分其实是来自传统道德观，甚至是封建道德观的翻版。毛泽东的“老三篇” 和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是主要的“武器”。譬如“老三篇”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而刘少奇则教导人们要学会“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哲学，鼓吹走“入党做官”的道路。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有反复的；而刘少奇则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会议上就宣布我国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并且在“三年自然灾难”时期推行“三自一包”，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还有，人们以毛泽东提倡学习的雷锋、王杰等“英雄”人物，甚至是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如江姐、许云峰，以及戚本禹在一九六三年发表的批判李秀成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作为批判刘少奇叛徒哲学的依据。
当时在开展这种批判时，人们有没有想过毛泽东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调子是否唱得太高，我们普通人能否做得到？有没有想过刘少奇推行的“三自一包”与毛泽东坚持的“三面红旗”，究竟哪个对人民有利？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否真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对这些我并不很清楚。因为在当时，讨论这些问题、怀疑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危险的“反党反革命”罪行。因此在大众场合的那种批判都是按着报上的调子说的，人云亦云，根本听不到、见不到有独立见解而又言之成理的批判。只有在私底下一二好友之间、往往在只有你我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或许会相互吐露几句心声。不过这种机会也极少。
至于我个人对这种批判的看法，我的心情是颇矛盾的。比如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我讨厌那些对领导唯唯诺诺，甚至拍马奉承的人，自然也反对做别人的“驯服工具”，反对奴隶主义，主张独立和自由的个性。然而看看周围我们认识的那些当官的，有几个不喜欢听话人的？我又扪心自问：如果自己有朝一日当了官，分派别人工作却无人服从，我会喜欢吗？老古话“人要脸，树要皮”，“千错万错，马屁不错”，即使内心不服从，也不能当面顶撞，让人家下不了台，这就感到“驯服工具论”实在是人生处世的一种哲学。这种哲学能够大行其道，实与普遍人性中固有的一些弱点有关。若非本人有很高的修养，很难抵挡这种“糖衣炮弹的进攻”。不愿做“驯服工具”的人高尚当然高尚，但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往往要撞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刘少奇提倡“驯服工具”论自然很庸俗。可问题是现在一面在批判“驯服工具论”，另一面仍然在提倡“驯服工具论”，而且变本加厉，如“党叫干啥就干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如“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有如“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所有这些调调难道不也在提倡做党、做毛泽东的“驯服工具”？
至于批判“吃小亏占大便宜论”，我们很多人私底下非但不认为这是“谬论”，反而认为是做人的“诀窍”，对此击节赞赏，认为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与“做驯服工具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难道不是吗，那些入党、入团、升官的“成功人士”，我们眼看着他们一步步向上爬，有几个是真的因为工作好，做人诚实，而不是靠投机取巧、两面派，拍领导马屁讨领导欢心，先吃一点小亏，然后占了大便宜的？以我们单位那个黄某为例，她何德何能当上“学毛著标兵”，在“四清”中入党？还不是送了某领导螃蟹得了他欢心有心提拔她，她才收获的“成果”？
还有那个“入党做官论”，现实也摆在面前：从中央到地方，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单位，不是共产党员，党组织能让你做负责人？要做官，必须先入党；入了党，才能有机会做官， 这是大家对现实的总结。而这一条也是具体体现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如果你推翻了这一条，鼓吹不入党也可做官，岂不是想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在所谓“黑六论”中，我觉得批这一条最虚伪，既要当*****，又要立贞节牌坊。既然要坚持“一党专政”，又何必怕人说“入党才可做官”！
总而言之，刘少奇虽然已打倒，但他的“黑六论”并没有被批臭，更没有被批倒。 此前，我们不少年轻人一面接受传统的做人道理，什么做人要诚实啊，要刚正不阿啊；一面也相信雷锋、王杰这些人真是“共产主义道德”高尚的人，是我们思想行为的楷模。但经过文革，经过这种批判，反而有“榆木疙瘩脑袋开了窍”之感，人一下子清醒不少。这个结果恐怕是批判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正如当时我们一些同事私下开玩笑说的那样：刘少奇的“谬论”如臭豆腐，闻闻臭，吃起来香。当时我还年轻，还心高志傲，认为刘少奇的有些“谬论”太庸俗。但后来经历多了些，阅历深了些，就觉得刘少奇的一套还是有其实用的一面。总体上说，我个人对刘少奇“黑六论”的批判不认同，但也不认为刘少奇的“黑六论”是对的。这“黑六论”只是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中才会出现的“行事准则”。
在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我慢慢长生一种朦胧的感觉：就是按刘少奇的一套培养出来的人，不是投机取巧、奸狡耍滑之徒，就是恪守陈规、做事喜欢按部就班、“等因奉此”的官僚或奴才。但是，毛泽东的一套说教，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调子太高，脱离实际，更加虚伪。按毛泽东“教导”培养出来的人若不是傻瓜，就是骗子。这种人比按刘少奇这套哲学培养的人往往更坏，很可能就是未来的阴谋家、野心家。因为照刘少奇的“黑六论”做，还在人之常情之内；而按毛泽东的那套做，除非能真的做到严格克己，真的能摒弃七情六欲忍人之所不能忍，否则就只能靠伪装。而世上真的能做到严格克己的人是极少的。宋代苏洵在《辨奸论》中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就是对这种人性的总结。我又觉得：如果刘少奇执政，社会将步上一条缺乏活力但政府运转有序、从而会有缓慢但稳定发展的道路。相反毛泽东执政，看似有一股生气，但社会永远没有安定的日子。若以汉文帝、汉武帝比喻，我以为站在老百姓立场，还是比较喜欢汉文帝而不喜欢汉武帝。
在文革中我曾仔细比对过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我感到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最终要消灭资产阶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其间也有很多差异。如在对何时消灭资产阶级最为有利的考量上，毛泽东考虑的重点是政治力量强弱的对比。只要他认为共产党的力量已足以压倒资产阶级时，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最佳时机。这是他所以在建国后不久就抛弃刚订立的《共同纲领》，宣布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但刘少奇考虑这个问题则比较着重于怎样做更有利经济的发展。这是他在建国初期认为还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原因。
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刘少奇的观点比较正统。按照这种观点，因为阶级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生产关系来划分的，所以当地主、资本家丧失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已不能再剥削农民、工人以后，他们就不再是地主、资本家了。当整个地主、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则这两个阶级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自然也结束了。但是，毛泽东的看法不局限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在生产中的关系，他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恩仇关系，看重人的思想。因为共产党领导穷人夺了地主的土地，杀了大批地主，又变相没收了资产阶级的工厂、商店，与地主资产阶级有杀父夺产之仇。因此他始终不认为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子女会拥护共产党。头脑中有旧思想、旧世界观的人，也不会喜欢共产党，不会喜欢社会主义。在他脑海深处他更相信的是中国传统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古训。因为既然穷人可以为改变自身贫穷而“革命”，去以死相搏，则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资产阶级怎会善甘罢休呢！所以，即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早已没有了，没死的地主资本家也被“无产阶级专政”管教得不敢乱说乱动了，但是他认为这些人仍时刻想着复辟，想着反攻倒算。因此这场阶级斗争远没有结束。毛泽东曾这样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按语》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我以为，这种观点实际是将某些个特定的人与另一些人之间的仇恨无限扩大化，化成了所谓的“阶级斗争”。依照这种观点，对立阶级的人将永远斗争下去，子子孙孙永无结束的一天。而这种观点的现实表现就是处处限制地主资产阶级子女的发展，怀疑他们对党的忠诚度。受这种观点影响发展到极点，就是发生在河北大兴、湖南道县以及广西、广东等地，由中共基层组织煽动贫下中农大规模虐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斩草除根甚至连几个月的婴儿也肯不放过，一场场惨无人道大屠杀事件的由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离他的生命终了已不足十个月，他仍然恶狠狠地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显示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毛泽东有一股死斗到底的狠劲。然而，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却有一种“冤家宜解不宜结”，逐步缓和阶级斗争的倾向。他曾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说：“用统一战线的办法，以利用、限制、改造资产阶级的办法，把资产阶级的多数化过来，这个路线是正确的。再过十五年可以化过来，坚决反抗的死了，其子弟也忘了工厂被拿的事。他们和地主阶级不同，地主土地被没收，有杀父之仇，再过十五年，他们的小孩长大了还会要报仇，这是阶级仇恨。我们对资产阶级没有杀父之仇，对他们的财产也不是一下没收，还安排他们，给饭吃，给定息，总要好一些，要从长远利益看。（刘少奇《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方针性的若干问题的谈话记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见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近代革命史研究所编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从这个讲话中，我看出刘少奇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缓和阶级斗争的愿望，甚至还可品味出他对当年土地改革残酷斗争地主、杀死大批地主的一丝悔意。从这个讲话看，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并没有说错。但问题是究竟将阶级斗争缓和下来对人民对国家有利，还是始终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而且越绷越紧对人民对国家有利？这就站在不同立场，有不同的看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