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健在六四打出了白旗

侯德健，台湾著名音乐人，在1989年北京八九民运期间投身广场运动。6月2日，侯与刘晓波、高新、周舵共同发表《六二绝食宣言》，宣布绝食72小时，以此声援学生。他致力于打破广场上的僵局，而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多次弹唱自己的经典歌曲（如《龙的传人》）。他唱这些当时大陆官方认可的爱国歌曲，我认为除了声援学生和市民，也是希望能软化当局的僵硬态度。当然，他太高估了自己艺术的感化力，instead被授予了“境外势力”的标签。

我要特别提起的是，与很多学生领袖不同，侯德健在6月4日凌晨军队清场的关键时刻，与外国记者、红十字会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冒着危险与戒严部队代表进行谈判，促成大批学生和平撤离广场，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6月4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天安门广场四周已被戒严部队的坦克和士兵重重包围，冲突一触即发。侯德健、周舵与广场红十字会医生评估认为，若继续坚守必有大规模伤亡，于是决定主动出面与军队接触。

侯周两人作为绝食知识分子代表，在两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乘坐救护车前往广场军队戒严线前。凌晨3时45分左右，他们一行人举着白旗（红十字会会旗），走向历史博物馆大楼前的戒严部队。当他们走近时，士兵紧张地向空中鸣枪示警，随后上前将他们包围并搜身。

侯德健表明身份和来意，称希望能代表广场上的学生与军队指挥官对话，随后被带到一名政委（大校军衔，一说为团级首长）面前。候请求军队暂缓原定于凌晨4点的强制清场行动，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避免流血。对方表示自己无权更改总指挥部的清场命令，但对和平撤离表示欢迎，并立即通过对讲机向上级请示。几分钟后上级批准，军方承诺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开放一条通道，并保障撤离学生的安全，但要求学生必须立即行动。

谈判达成时已接近凌晨4时，广场突然熄灯。侯德健等人火速返回人民英雄纪念碑。侯德健通过广场广播向学生公布谈判结果，主张立即撤离。当时学生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部分激进领袖坚决反对。

最终在周舵等人的呼吁下，现场通过“呼喊声大小”进行了口头表决。尽管撤退派与坚守派声音不相上下，封从德等学生领袖顺势宣布撤离。清晨4时30分左右，广场重新亮灯，数千名学生开始从东南角通道有序撤出，军方在过程中步步推进，完成了最终的清场。

中国时间6月4日的凌晨，在大洋彼岸的我一直坐在电视机前看CNN的实况报道。镜头里出现了平端着AK47进入广场的PLA士兵，有的就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广场里到处都是遗弃的帐篷和杂物，但没有暴力冲突的痕迹。远处背景隐隐约约有枪声。

事后，侯德健对广场上血流成河，有坦克压出的血泥等说法的回应是，“我们是否一定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他对部分海外报道的质疑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因他介入了六四，候德建在被短暂羁押后，以“非法入境”的罪名被驱逐出境。

背景：侯德健“非法入境”大陆中国记

侯德健于1983年6月秘密返回中国大陆，是当时震撼海峡两岸的重大历史事件。 他的“返乡”不仅是个人寻找创作根源与替父寻亲的举动，更是两岸打破长达三十多年政治冰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1980年代初，台湾尚未解严，蒋经国政府严格奉行对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普通民众和退役老兵被严禁前往大陆探亲，违者面临严厉的政治与法律后果。

1979年中国大陆开启改革开放，呼吁两岸“三通四流”。大陆对台湾文化界人士展现出极其欢迎的态度。1970年代末期，台湾爆发“校园民歌运动”，侯德健在1978年创作了风靡华人群体的《龙的传人》。作为在眷村长大的外省第二代，他对歌词中从未见过的“长江”、“黄河”抱有强烈的文化向往，加之对台湾当时严厉的歌曲审查制度感到不满，萌生了去大陆寻找音乐源泉的念头。

1983年5月，侯德健以到香港宣传新专辑为由离开台湾。在香港期间，他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秘密协助，开始筹划前往中国大陆。1983年6月4日（他真会挑日子），侯德健不顾台湾当局的禁令，正式转赴中国大陆。他的出走让台湾军政高层猝不及防，随后台湾官方停播、禁扣了他的所有作品，并一度将他的行为定性为“叛逃”。

台湾主流媒体起初试图“去政治化”，将其解释为单纯的“去内地寻找民歌素材、学作曲”等个人行为，以降低政治冲击；党外杂志则借此批判国民党不近人情的两岸禁令；大陆方面则将其视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大突破，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

来到大陆后，侯德健定居北京，进入文化部下属的东方歌舞团工作。他带来了先进的编曲制作理念，并发掘扶持了歌手程琳，掀起了影响大陆流行乐坛的“西北风”风潮。

在侯德健回大陆定居并打开局面后，1988年左右（此时台湾已于1987年正式开放赴大陆探亲），他的父亲侯国邦（黄埔军校毕业的国军老兵）也得以跨越海峡，第二次回到四川巫山老家探亲，并在儿子的资助下在老家修建了房屋。